创建中国新文化（北京）论坛第十六次研讨会部分发言
徐景安：
我提交的主讲论文的题目是“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”。
第一、中国是不是到了转折的时候？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，邓小平确定的2050年达到GDP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，提前40年完成了。但问题很严重，突出表现在增长方式的不持续、利益分配的不合理。而且种种数据表明已达到临界点，高速增长得以维系的高投资、高出口、高能耗都到了极限。一次分配不合理，政府收入、企业收入增长快，工人、农民收入增长慢，造成最终消费畸低；二次分配不合理，向政府自身利益、经济建设投资倾斜，勿视民生保障、公共服务短缺。这也到了极限，社会已不能容忍。这就是说，非科学发展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。
第二、怎么启动新转折？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，就是为了扭转非科学发展，但是未见成效，相反非科学发展越趋严重。原因在哪里？对中国问题有三种解读：
一是利益派。一讨论中国问题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利益问题。这个说法，看上去很深刻，一针见血。确实中国的发展、改革问题，最终涉及到利益分配。但这个说法，在我看来，既没有理论意义，也没有实践意义。因为发展也好、改革也好，就是利益问题，在认知上没有任何建树，对实践更无指导意义。是利益问题，怎么调整呢？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，怎么应对呢？无非是两种选择，一是搞革命暴动，或者当土匪强盗，从体制外解决，二是搞改革、改良，从体制内解决。这两种选择，除了当土匪强盗以外，都需要寻找理由，也就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。即使当土匪强盗，如果要抱团，也要找一个理由，当年梁山好汉就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帜。所以，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，没有神圣正义的理由，尤其是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，是无法进行利益调整的，也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。今天中国横行的贪、抢、偷、骗就是无序的利益调整，反正你不仁，我不义，不拿白不拿、不偷白不偷。
二是制度派。一讨论中国问题，一言以蔽之，这是制度问题。这比利益派前进了一步，从制度转型、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中国问题。这在民间与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。但是制度怎么转、体制怎么改？这就存在分歧，一是现代性，实行民主制度；一是传统型，回到无产阶级专政；一是古代型，重建儒家的考试选贤制。这就存在意识形态之争。第一种意见在民间与学界占主流，但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反对派的强烈阻击，普世价值之争由此而起。在经济为中心、发展硬道理、维稳是大局的方针下，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改革步履艰难。
三是理念派。我属于这一派，也可泛称为文化派。我认为，中国问题是利益之争，也迫切需要制度转型，但是必须解决理念问题，达不成共识，利益调整、制度转型都不能实现。中国问题的根子是价值理念出了问题，政府是发展第一、不顾一切；民众是挣钱第一、不择手段。在“一心一意谋发展”的口号指引下，发展手段的正当性、成果分配的合理性都被丢到九宵云外，利益怎么调整，制度如何转型？而“一心一意谋发展”正是当今中国不可动摇的国策。也正是这个国策带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与发展。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。谁都知道，这个国策是邓小平定的，而且还说了一百年不动摇。这是新转折绕不过去的重大理论、方针、国策。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，就是以这个国策，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，完成了政治本位向物质本位的过渡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。邓小平在引领中国实行这一转折时，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，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。这个理念获得了上下共识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。一般认为邓小平主张去意识形态，那是在如何求发展的层面上，不问姓资姓社、不管白猫黑猫。然而在必须求发展的层面上，他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切入，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。同样道理，今天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制高点，不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，就不可能引领中国实行新的转折、推进新的改革。这就是我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和原因。
经过互动、交流、碰撞，我提出以幸福最大化替代财富最大化，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纲，来带动中国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的全面改革。为民众谋幸福，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宗旨、社会主义的要义。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制高点，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胡锦涛，尤其是胡锦涛多次强调、重申了这个意思。我的建树就是把这句口号落实到考量的指标、实现的途径、保障的制度上。解决三个问题，一是以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目标，二是广大民众作为评价主体，三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，了解民意、进行整改、实行考核。这样，扩大内需、改善民生、民主建设、环境保护、道德文明等有关民众幸福的事项都可以提到发展与改革的议事日程。现在，幸福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。2009年我国评出了十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十大县级市。江苏淮阴、陕西高陵提出建设幸福淮阴、幸福高陵，深圳提出建设民生幸福。这场新转折已经开始。
第三、什么是科学发展观？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落实不了、贯彻不下去，利益派解释，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。那么，利益集团是怎么抵制的？他们哪里违背“科学发展观”？事实上，他们是“科学发展观”的执行主体。制度派解释，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改革，这很对，那么，为什么制度改革推进不了，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。这就回到利益派了。这两派都在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停下了，提不出应对的招数。理念派的主张是，先要正名，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？利益派与制度派对此不感兴趣，讨论理念有什么用？我认为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大变革，都是理念革命开始的。启蒙运动冲破神性，倡导人性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。邓小平发起的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。道理很简单，什么是科学发展，都搞不清，怎么科学发展？科学发展的实质是怎么发展、为谁发展？它所反对的就是不管怎么发展、不管为谁发展的“一心一意谋发展”，而解释科学发展的要义是，首先是发展，发展了再说，发展是硬道理。后来解释说是又好又快的发展。那什么是好的发展，什么是不好的发展？没有衡量的标准。所以，全国上下依然是“一心一意谋发展”，而不是谋科学发展。看不到利益集团的抵制，也没有制度转型的必要。我的解释是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，民众不幸福的发展就是非科学发展。树立了这个理念，就可以解决评价目标、评价主体问题，评价目标就是幸福指数，评价主体就是广大民众，评价方法就是问卷调查，然后制订整改措施、研究改革方案、推动制度转型。这就会真正触动既得利益，他们就会露出水面进行抵制。这才真正开启新一轮的改革。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实际政治力量的较量。理念的正义、神圣是聚集政治力量的前提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。由民众来评价、推动的幸福目标的改革，谁反对，就有背人心，有如螳臂挡车。当然，这也取决于改革阵营的智慧、艺术和魄力。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，但是没有批判的武器，也就带不来武器的批判。理念的正名与革命是利益调整、制度变革的前提。
